上海这个社区,住着130余名劳模那里有

苏嵘

方进

王承

陈庆云

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(记者周琳)12月4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刊载题为《上海:“楷模社区”里的三代劳模故事》的报道。

(小标题)“70后”苏嵘:她是社区女版“李云龙”

在京参加表彰大会回沪是晚上,家人早已呼呼大睡。“在他们看来,我都能当劳模,全世界就都是劳模了!”苏嵘哈哈大笑了起来,又放低声音偷偷说,“别看我在社区跑得欢,在家里我可会偷懒了。”

年出生的苏嵘是田林街道长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,在基层做社工已经18年,因为脾气爽朗,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“苏大侠”。

“我运气好,硬骨头总是被我啃。”徐汇区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恰出现在苏嵘负责的小区,这是上海最早的确诊病例之一,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。

那会儿各类防疫物资已经非常紧张,学医出身的苏嵘,从家里拿了两件雨披,戴着口罩,带上消毒水,就去帮这家人收垃圾,然后骑着助动医院给病患送物资。结果,放下“物资”刚离开的苏嵘就接到了病患的原来“一顿操作猛如虎”的她,医院,把物资又带了回来。

刚开始确实有些惊慌,但“苏大侠”很快镇定下来,“经历过非典和禽流感,谁还没个半桶水?”

回来后,她第一时间给社区所有居委干部打了电话——“都回来!党员和男人先上,但我是第一梯队小队长。我倒下了,你们都是第二梯队队长!”

一场轰轰烈烈的社区防疫战就此打响,苏嵘多天基本没有休过假。这位从小在西北长大,20多岁来到上海,说话嗓门大、音调高,做事雷厉风行的女书记,展现出了自己细腻的一面。

患者家属自己带着孩子居家隔离,苏嵘判断出其心里一定很紧张。她用自创的社区工作“土办法”安慰家属——“每天晚上,我都打电话唱歌给对方听,不管我唱得好不好,先听了再说嘛。”

最初苏嵘唱的是沪剧经典选段《为你打开一扇窗》和讲述红军的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,唱到“横断山,路难行”的歌词,苏嵘一想不对,这不是加重心理负担吗?她立马又换成了网络上最流行的《左手指月》《火红的萨日朗》,还给孩子唱起了《蓝精灵》。苏嵘煞有介事地命名,这叫“心理慰藉法”。

给患者家属送物资,她说自己就像一个“小偷”一样,弯着腰悄悄地爬上楼,“想保护他们的隐私,他们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,而且也不想给其他居民们造成恐慌。”

一开始有社区干部有畏难情绪,不愿意帮忙参加社区的消毒工作。苏嵘没有单刀直入做思想教育工作,相反,每次消毒时,她不仅自己冲在第一线,还鼓励社区干部和社区里各处盛开的花朵“自拍”,还把照片天天发在了工作群里。一方面,让所有居民都能看到,居委干部一直都在;另一方面,那些从来没有“自拍照”的社区干部,后来也红着脸要求加入队伍。

“这叫欲擒故纵。”苏嵘说。

后来,不管哪个居委有疑问,都第一个给苏嵘打电话。一次,隔壁居委也发现一位确诊病例,医院看到社区工作人员要进病房,防护设备却一般,就拿了个马甲袋套在了对方头上。“没问题,随时随刻,我就是你们的。”苏嵘说。

经历了数个小区工作的苏嵘,在当地干部群众看来,特别善于“处理矛盾”。而苏嵘的秘诀就是:只要能给居民做事,任何人她都可以去“理论理论”。

年以来,苏嵘先后担任了5个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,每个都是矛盾较多的“硬骨头”。有个小区路面因先期设计缺陷,年久失修致使主干道坑坑洼洼,物业和业委会因此矛盾重重。居委、物业、业委会俗称为居民区里的“三驾马车”,三匹马各跑一方,问题不得不一再搁置。

苏嵘不理会这些困难,进社区党员、困难家庭、居民骨干家中,哪个人最和居委“对着干”,她就先从哪里下手。三个月里走了一百多户,在矛盾最集中的几个居民身上就花了三四百个小时。有个业委会的成员出于私利,始终不愿意配合,苏嵘和居委、业委会偷偷拉了个小群,定下“军令状”:一晚上必须把群扩大到人以上,在群里收集业主们的同意书。结果,还真让她干成了!

“非典”时苏嵘只有30岁出头,让她在居民区“一战成名”的是与一位美籍高管的“较量”。这名高管最初并不配合社区防疫,苏嵘义正词严地说:“请你戴上口罩再跟我对话。”对方被苏嵘的气势折服,问她是谁。在得到“我是一名中国社区工作者”的回答后,这位美籍高管感叹:“中国社工了不起。”

曾获上海市劳动模范、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、上海市“三八”红旗手等荣誉,苏嵘也算是一个社区名人了,“生活有什么变化吗?”记者问她。

“荣誉多了,请我出去讲课的人就多了;讲课费多了,就能给居民做更多公益了。因为‘买汰烧’都是老公承担,所以工资是要严格交给他的。”苏嵘又爽朗地笑起来。

(小标题)“80后”方进:公交车界的“一拳”超人

一天3个来回,每个来回有49个站台,共计个公交站点,每次公交车停靠进站,车身离站台都精准保持“一拳”的距离。

作为上海最知名的红色公交线路71路的“一号车”司机,方进时刻把这个标准放在心里:这个距离,可以让乘客更方便地上下车。

公交车司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,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背后是深入骨髓的细致,最终形成一种“肌肉记忆”,这就是属于方进的“匠心”。

从最早过弯需要站起来才能扭动方向盘的汽油车,到驾驶柴油车、“辫子车”(电车),再到现在的中运量新能源电车,年出生的方进已经是开了16年公交车的“老司机”。

年就曾开出线路、年重新开启的71路,沿途经过上海不少知名红色地标,是公交车司机都希望开行的线路,考核标准自然苛刻:需要5年以上驾龄、30万公里安全里程,还有年龄限制。

即便是像方进这样的“老司机”,依然要重新学起——考电车的N驾照、练车、背熟交通法规,“个题目重新学一遍”。

这还只是个开始。

晚上11点半运营结束后,到第二天凌晨4点半发车,中间的5个小时才是“新手”做任务的机会。电门的走向、站台的位置……18米的公交车像巨龙一样,如果站台有弧度,怎么把“车屁股”甩进去,更是技术活,每人每晚可能只能轮到一个小时练车。

这一小时对于方进来说特别宝贵。为了能通过考核,连续一个月,他都在夜间练车,力求每次都能“一拳”到位。

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师傅、另一位“劳模”徐美玲。

徐师傅有个百宝袋,里面装着针线包、晕车药等物品。起初,方进搞不明白:公交售票员,带这些干什么?有一次,一位白领在车厢满脸通红,做起“金鸡独立”的动作,徐师傅从百宝袋里掏出创可贴递上——原来,这位白领的脚被高跟鞋磨破了,正需要创可贴。

让顾客感受到无声的关照,这是方进从师傅身上学到的特质。

于是他自己设计了大量为乘客省心的“奇招”:老年人上车后掏卡不安全,就为他们设计出挂脖式的收缩卡套;上下车的台阶上,贴满了反光的条幅和防滑条;途经盲童学校,他就把车门精准对准校门接盲童上下。

因为这些特别的“关照”,那些随机走上这辆车的乘客,好像也无意间走进了方进的人生:家里有喜事,老乘客可能会留一盒喜蛋、一包喜烟在调度站;水果摊主感受到了照顾,偷偷地在调度站留下了一箱水果……

最戏剧性的是,几年前的一天,一位老太太问他“谈恋爱”了吗?方进说没有。没几天,老太太递给他一张纸条,说她带着女儿乘过方进的车了,这是她女儿的QQ号,希望他联系。如今,这位乘客已经成了方进孩子的妈妈。

“做老百姓的专职司机”,在方进看来,这就是能让人快乐一辈子的事情。

所有的71路公交车司机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:每周六早上7点前后的吴宝路公交站,都要掐着点,尽量等候一位固定的乘客。

这样的举动,方进已经坚持两年了。每到那时,一位已过半百的阿姨会推着轮椅,医院做血透。如果公交车快到,远远地,方进看到这位阿姨还没到达站台,就有意识地放慢车速,多等一个红灯,让她能推过来、搭上车。

方进至今不知道这位阿姨的名字,阿姨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次总能准时上车。

“来自陌生人不经意间的一丝温暖,这就是家门口的公交车吧。”方进说。

(小标题)“70后”王承:瑞典同事说我是“ChineseHero”(中国英雄)

要去北京参加表彰大会,王承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和瑞典籍店长安迪解释自己的请假理由。同事七嘴八舌地说了半天,安迪说了一句,“我知道了!劳模就是ChineseHero(中国英雄)。”以至于参加表彰大会回来,安迪听说王承带着几位同期的劳模到公司交流,就来要求合影,因为这是一支“ChineseHeroesTeam(中国英雄联盟)”。

王承是上海宜家家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、安全风险经理,迄今在宜家工作15年。入职时,这家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间不久,“宜家是一个内循环,以往对外部的依赖度很低。相当于企业最初就是关门关窗的,慢慢地才愿意请你来坐坐。”王承说。

在王承看来,工会不是一个只搞搞文体活动、群众喜闻乐见就行的地方,而是一个让职工发声,在合理场合提出合理诉求的平台。

刚到工会任职不到一年,在职工的支持下,王承就有了一个“出圈”的想法:他决定代表工会、代表职工,向公司行政方提出开展集体协商的建议。

当时,店长是一位法国籍店长,他对工会的文体活动比较支持,但对中国工会工作带有偏见。不出所料,管理层婉转地拒绝了这一要求。

权益谈判,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换位思考,资方的许多顾虑,也并非有意刁难。王承收集了大量数据、事例和政策法规,一次次寻求和管理层沟通,抓住一切可能探讨集体协商的优势与必要性的机会。管理层最终坐到了谈判桌前,和王承以及职工代表们进行平等协商。

王承有理有据地详述提高工作效率、职工满意度的重要性,并介绍了职工对改善企业经营的众多建议。很快,资方认识到,谈判过程中职工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,“不是来搞对抗的”,无论对于企业还是职工,签订集体合同都是一种互利共赢。

年5月29日,宜家家居有限公司签订了华东地区首份集体合同,覆盖了上海宜家位于徐汇、浦东北蔡两家商场的名职工。在这份来之不易的集体合同里,连为每一位女收银员订做小尺码的安全鞋等细节,都写在了里面,成为维护宜家职工合法权益的一道有效屏障。

从交流、到交锋、再到交融,如今,全中国的宜家商场都已陆续成立了工会并与职工签订了集体合同。

借助这样“一手拉企业,一手拉员工”的做法,王承有了一个更“出圈”的想法:利用工会等平台,让企业和居民、社区更深度地融合起来。

宜家家居所在的徐汇区田林街道,成立于年,居民区的很多基础设施相对比较陈旧,无法满足周边居民的需求。

“能不能把宜家搬到社区里去?”

老城区停车难?协调之下,宜家徐汇商场夜间向居民们开放地下停车库,提供“潮汐式”停车服务;

企业自建“爱心妈咪小屋”有难度?就把宜家设计师送入市总工会的公益项目训练营里手把手教,贴心地为企业设计分星级的建设“菜单”,让企业可按样板间“点菜”,优先配送安装,如今已有余家企业加入“爱心套餐”。

在王承看来,“出圈”的前提条件是“双赢”,找到企业和社区深度融合的平衡点。如今,宜家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部分,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各种综合治理工作中。

在街道的支持下,王承组织挑选了几位熟悉宜家产品的同事,一个居委一个居委地走访、测量,了解社区工作的需要,匹配适合社区的设计风格、价位。田林街道的一些邻里小汇、党建服务站、居民区活动室,有了全新的公共“客厅”设计,打破了原有行政化的模式,用开放、互动的方式,打造了一个“家外之家”。

“宜家的愿景一直是:为大众创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,我们希望企业愿景能和实实在在的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,让外资企业和社区深度融合起来、共同发展、共建共享。”王承说。

(小标题)“90后”陈庆云:70年只爱一种化学元素

在田林十村一栋老房子的顶层,一对老夫妻的房子尤为安静,他们很少出来遛弯,屋子里也鲜有声响。邻居们并不知道,这里住的陈庆云院士是我国有机氟化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。

陈老今年已经91岁了,却依然每周二、四、五的上午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上班,带博士、硕士,做课题,看文献,帮助学生修改开题报告,全程参加组会。其余大部分时间,他就安静地待在房间研读氟化学方面的文献,从20多岁到如今,陈老已经坚持氟化学研究近70年。

年,陈庆云前往莫斯科留学,攻读副博士学位。在没有进入实验室前,老师一对一教他俄文。那会儿正好赶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,跟老师学的第一个词就是“人造卫星”。

“那时我就感到,国家实力和科技创新密切关联,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基础研究。”陈庆云说。

上世纪50年代,“两弹一星”工程所需新型化工材料——氟橡胶,可以用于航空、导弹、火箭等尖端技术和仪器、机械等工业领域,美国杜邦年就已成功实现商业化生产,但对中国一直进行封锁。

回国后,陈庆云所负责的,就是氟橡胶中一个成分的获取方法。那时,这一成分需要电解制作,费劲费力气。在陈庆云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,两三年后找到了新办法。直到今天,全世界都还在使用这一新方法进行合成。

尽管科研成果已经从实验室走到了工厂,但陈老依然时常谈起自己的两大遗憾:一是理论方面的储备不够,如果再上一次大学,一定把物理和数学等基础学科学得再深一点;二是应用方面做得还不够。

在他看来,基础研究的“最先一公里”很重要,有效衔接成果转化、市场应用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同等重要。数十年来,他一直和自己的学生强调,“终究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东西才可以”。

“我到杜邦去参观,夸他们干得好,他们说我们老板有钱,挣来的钱不是满足于今年赚钱、明年赚钱,而是投入下去,十年以后赚大钱。所以杜邦厉害啊,不赚小钱。”陈庆云说,我们现在的基础研究,也得同步考虑怎么转化应用,“科研最终要从瓶瓶罐罐,走到工厂里去,走到对国民经济起作用的地方去。”

年,一位爱尔兰化学家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,详细介绍陈老开发的一种化学试剂“陈试剂”的研究和应用情况,作者认为这一有效的试剂没能得到充分利用,希望通过评述让更多读者注意到。

看到文章,陈老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研究被国际同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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